我一直对是否有梦游者存在疑问，直到有一天，读到老诗人牛汉的文章《关于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》，其中写道：“由于被击打，我的颅内有淤血，血块压迫神经，使我成为一个梦游病患者，已经折磨了我半个世纪。梦游几乎成了我生命的特征。夜里梦游，白天也梦游，我成为一个清醒不过来的梦中人。”
我与牛汉是忘年之交，可他那1．9米的个头泰山压顶，使我不敢正面提及他的病症。1996年11月1日，我经朋友介绍，认识了黎英女士，无意间知道她的丈夫，70多岁的小说家关东先生与牛汉的经历相似，便有意同她聊起来。窗外的阳光已失去了温暖，但我依然听得一阵阵心热。谁说这不是一个历史童话呢？
老威：黎伯母您好。我曾在最近的一本杂志里，读到关东老师的一篇小说，其中有关梦游的情节，写得尤为逼真。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关老师的亲身经历？他能如此完整地回忆、整理自己的梦吗？
黎英：不止一个人这样问，因为关东的梦游症是众所周知的，他早年思想进步，参加反对国民党腐败的学生运动。上街游行时，同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，被抓进监狱，折磨了40多天。出狱那天，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完字，就穿过黑洞洞的走廊。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声太大了，太空旷了，就尽量走得轻一点、慢一点，终于快到头了，他松了口气，却不提防一群黑影从走廊的各个部位挪了出来，他猛一回身，后路也被堵了。关东的块头大，学过西洋拳，他拿了个架式，准备迎战，可对方人多势众，并手握粗木棒。他很快被逼到墙角，大约有四五根木棒同时砸过来，他双拳一分，挡飞了两根，然而迎面的一根，却击中了脑顶盖，他大吼一声就昏倒了。醒来时已经自由了，躺在窗明几净的医院里。我在这所医院做护士，所以我知道他的病根，并情愿嫁给他。
当时，他简直成了大英雄，许多社会团体前来探望他，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社会进步人士，还有一些挺有名的电影演员。他的病室被鲜花堆满了。在这种社会热情的鼓动下，关东很快就恢复了。
关东的日常起居由我负责，渐渐，彼此产生了感情。有一次，我端着药盘从值班室出来，突然听见关东的屋子里传出一声大吼：“哞——！”比火车汽笛还响，我一哆嗦，药盘掉地下了。我顾不得拾起来，急忙赶去撞开门。所有的值班人员都被惊动了。可关东面对大伙的惊愕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他当时站在窗前抽烟。我扑过去扶住他，他却拍拍我的手背，平静地微笑说：“怎么啦？这么多人到这儿来，出了什么事吗？”一个护士刚要回答，却被主治医生拦住了，“没事”，他说，“大家都出去吧，没事。”
关东见大伙有些反常，就抓住我的手追究。我以为他演戏呢，气得不知说啥好。后来，院长找我谈话，说：“你真打定主意嫁给关东了？”我的回答很肯定。“可是，”院长说，“关东的病也许永远好不了。”我急忙问：“他得了绝症，最多能活几年？”院长挥手打断我：“看你想哪儿去了。关东的病根是在监狱里留下的，国民党特务把他打成脑震荡。他颅腔内至今残留着一块淤血，以院里现有的医疗条件，是无法开颅取出这血块，所以，一旦这东西压迫中枢神经，他的记忆就会出现间歇性的空白。他在这儿治疗了一个多月，刚才是他首次发病……他大吼一声，然而记不住自己曾经吼过。”我听得愣住了，又问：“他经常这样吗？”院长回答：“心情紧张、压抑、兴奋过度都会出现病兆。不过，只要关东性格乐观，什么事都看得开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北平马上要解放，以后共产党领导中国，社会肯定会更安定民主进步。关东才20多岁，再过几年，医疗条件改善了，他的病根也不难除掉。”
我没想到，这病一拖就是几十年！我对他的吼叫习以为常了。可当时院长没说，这种病症还有比吼叫更加极端的表现形式——梦游。关东平时的言谈举止很稳健，很体贴，而梦游是他生命中的另一面，无声无息，却充满激情和执着。像佛罗伊德曾经描述过的一样，所有的梦都是突兀的，残缺的，与病人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。因此，关东不可能自己回忆整理自己的梦，他连一秒钟之前的吼叫也记不得……。他的梦游小说是我反过去向他叙述的。
老威：关东老师第一次梦游是什么时候？
黎英：我记得很清楚。我们刚结婚3个多月，北平市民几乎都感觉到快和平解放了。关东大学毕业，也没个去处，就暂时住在医院我这儿。解放军进城的头天晚上，我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，因为地下党的学生组织已通知了我们，约好第二天大早去北大集合，夹道欢迎解放军。我对关东说：“你还是合会儿眼吧，还有两个小时就天亮了。”关东体贴地抱住我说：“你也睡一会儿。咱们都不说话了，怎么样。”
我打了个盹，就感觉到天亮了。但是直觉告诉我，不会这么快。我是护士，常值夜班，所以特别警觉。我掀开窗帘，果然满天星斗。身边的关东不见了。我坐起来，喊了两声没回应，就拉灯四处看。终于，我听见厕所有响动，就光着脚溜过去窥视。迎面是关东的巨大背景，他正对着镜子嚓嚓刮胡须。我轻轻唤了两声：“关东，关东！”他不理我，继续刮他的胡须，直到弄光，才无声无息地洗脸，极其缓慢地转过身。他的脖梗上淌着血，两眼直楞楞的，由于个头大，他的目光就从我的头顶越过去。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了，就不再敢唤他。因为医护常识告诉我，梦游症患者是绝对不能在进行之中被唤醒的，否则会发生意外甚至猝死。我回到床上装睡。他紧接着过来，弯下腰，抚拍我的脸，见没反应，又吻了我的前额。这些日常动作，在正常情况下是极温柔、极浪漫的，但此时就显得僵硬、机械。我不敢喘气，心里祈祷关东快点回到床上，不料他却军操似的一个后转，直挺挺地向前走去，出了门。
我紧随其后，这条路我们都很熟悉。我怕他顺着这条林荫道绕出宿舍区，进住院部，这就太糟了。我赶紧抄近路去关了后院的栅栏门，这样，他在梦中出不去，就会结束散步回家。
我又错了。关东拢门时只咕哝了几下，就一个转身上了岔道。那儿根本就没路，而穿过两个花圃就是与传染科紧邻的太平间。我吓得手脚抽筋，但只能跟着他。前面没捷径可抄，叫值班大夫又来不及，我跌跌撞撞地疯跑，才与他保持了5米的距离。来到太平间，见门锁着，我心想这下好，他会回头了，就躲起来。不料门却开了，原来锁只挂在扣上。
关东在太平间折腾，他从冰棺里把两具遗体扶起来，与它们一起靠墙立正，然后脱下衬衣，撕成3块，一人分一块。他开始张着嘴，不出声地领呼口号，还摇动着冥冥中的小旗。我惊吓交集，急忙去敲收尸师傅的门。那师傅见过世面，在乡下就常给别人办丧事，他听完我的哭诉，就不声不响地从屋角捡了根小棍子。到了太平间，他灌了几口酒，把瓶子塞给我，示意我回家，自己的身体却一下子变得硬梆梆的。他蹭到关东身边，并排站定。这一行4人，又演了一刻钟哑剧，醒者到底趁梦者举臂的瞬间，把小棍插入他的拳头。然后牵着棍子开路了。关东乖乖地紧随其后，回到家门。但见那师傅一缩脑袋，鱼一般滑进夜色里。关东仍然直握着小棍，被无形的力量牵引而入，并在客房拐了个弯，高视阔步上床，在我身边躺下。顿时，鼾声如雷。
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我终于身心交瘁，天刚蒙蒙亮时反而睡着了，连闹钟也没惊醒。下午1点，我与关东不约而同蹦起身，叫声“糟糕！”就手忙脚乱地朝外面跑。满世界锣鼓喧天，红旗招展，歌声嘹亮，原来解放军早进城了。我们立即汇入群众的洪流，关东在太阳下笑得非常灿烂。真的，我爱这样百折不挠的男子汉，要不，我那天就悄悄离开他了。
后来，关东悄悄对我讲：“我们怎么可能误点呢？我整夜都在做欢迎解放军的梦。我刮了胡子，穿好衬衣准备上街，却见铁栅门关着。我又绕了条捷径，见两个朋友还在睡，就扶他们起来，在墙根活动手脚。后来通知集合的人来了，我跟着他，却被牵回家里。我想起床，老是不行，脚都抽筋了，眼也睁不开。”
老威：这太危险了，您没告诉他实情：关东老师没在梦游时伤害您？
黎英：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谁。开始我提心吊胆，就悄悄向领导汇报，征得同意，就在他的水杯里放几粒安定片，让他不知不觉地在睡前喝下去。而后叫人从外面锁住门。这样，即使梦游，关东也只能在屋里转悠。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，感觉只有点不对劲，但没深究其中有什么名堂。渐渐我发觉，这梦游同样受环境、周期等因素的影响，一个月中，总有那么几天有病兆，而平时的情绪只要不过分起伏，就没多大问题。关东爱好文艺，新政府接管和改造旧的印书局，合并几家成立出版社后，他就作为思想进步的青年骨干进去了。不料我们刚从医院搬出来不久，朝鲜战争爆发了，关东瞒着我报了名，要作为一名战士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。我知道后，急得火上了房，可又不敢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，那对关东的打击太大了。
我只好骗他说怀孕了，他咧着大嘴笑，那年头，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，妻子怀孕根本不能成为丈夫不上前线的理由。于是我就找医院拿出病历证明，可院长刚被怀疑有“特务嫌疑”，正关禁闭写交待材料，而解放军代表不太熟悉旧档案。待我死缠活缠，找到当年的主治医生翻出病历档案，已经又过了3天。关东刚随着大部队出发，只留了张条在家里。我急忙赶火车到辽宁沈阳，丹东去不了，要特别通行证。满街的部队和群众，哪去找啊，我只好把关东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告诉志愿军总部的一位参谋，而此时，已能隐约感觉到前线的炮声了。
关东在朝鲜干了3个月战地记者，非常出色。他不仅稿子写得漂亮，还能在关键时刻拿起枪来作战，他有射击的天赋，甚至荣立过二等功。可不久，他却被当作“美蒋特务”抓了押送回境，原来，在一次夜间潜伏任务中，他突然从灌木中跃起，丢掉枪，大吼一声。这无异于给敌人报警！枪炮声立即大作，几座碉堡构成的火方网封锁了一切，压得潜伏部队抬不起头。眼见伤亡惨重，指挥员只好报告总部，请求炮火掩护撤退。敌人随后打出了燃烧弹，灌木丛成了一片火海。
关东小腿挨了一枪，被咬牙切齿的战友们反剪着拖了下去。医院提供的病历使他免于上军事法庭，他回到北京，懊悔不已——这几乎成了他终身的心病。然而，如果不是腿上有枪伤，他仍然记不起自己曾经吼叫过。
老威：听到这儿，我替您松了口气。关东老师知道自己的病状，他以后怎么办呢？这是否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？
黎英：普通人遇到这事，肯定不知所措，并且会埋怨亲人不及早告诉自己。但关东是条好汉，他最关心的永远是别人。他在家喝了几宿闷酒，老是说：“没伤着你吧，黎英？要不，咱们离婚，以免我发病梦游时伤着你。”我拿出护士的能耐安慰他：“你是真心爱我的，怎么会伤我呢？梦是潜意识的反应，你的潜意识也是善良的、透明的。”关东的眼睛直视着我，半晌才说：“你没撒谎，也没敷衍我，从你的眼里能看出来。”接着又叹息说：“那次潜伏发病，不少战友因为我而牺牲了，可我还活在世上受良心的谴责。”我只好绕开这话题说：“关东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我们都还年轻，你的病能治好。”关东说：“有了你，我也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。”你听听，这就是关东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话我仍然牢记在心。
老威：对于这个物欲化的90年代，您们的这段经历像是神话。那么后来，关东老师的病治得怎样？
黎英：关东在单位人缘特别好。所以领导器重他，任他到哪儿治病，都答应，都出钱。当时去了上海和广州，也找过苏联专家，均不敢贸然做这种生死攸关的手术。国内医疗条件有限，外国又去不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拖着。关东为防意外，每晚总是熬夜看稿子，待我睡熟了，才将卧室房锁上，自己住客厅沙发。在休息前，还将室内锋利的东西都藏好，反锁住门，方咕咕灌几两白酒躺下。由于关东的自我防范，所以好几年没出问题，顶多就是第二天醒来，发觉自己从沙发滚到了地上。
1957年反右，由于单位内部的同志关系融洽，所以几十号人，只划了几名右派，这显然没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。最后一批，又划了两名，但算来算去，还差一名“右派名额”。怎么办？如果不主动上面就会派工作组，帮助大家提高认识。你想，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一个在出版方面政治问题不少的地方，连10个右派也数不够？可领导就是狠不下心来整人。他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说：“实在不成，只有我老刘去凑这个名额。因为出版的终审权在我这儿，一差半错的责任都是我。”关东一听急了，说：“不行，你家里四世同堂，出了右派，拖累家人咋办？还是让我上，我光棍，没负担。”领导说：“你老婆会同意吗？”关东说：“以前我治病，你什么都答应。现在有这么好一个报恩机会，我两口子高兴不过来呢。”领导又说：“你没反党言行啊。”关东说：“我马上就当着大家伙说些反党言行。如果还不够格，我就承认在做编辑部主任期间，许多右派作者的稿子没送终审，因为我那时不知道这些人后来会成右派。”
老威：关东老师太棒了。
黎英：只棒了几分钟，就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。当了右派不久，我们就下放到河北农村。临走时，关东到单位大院去告别同事。没料到相隔两月，大家就忘记他是怎样当上右派的了，纷纷躲避。从前一个关系挺好的女同志，一见他弯下高头大马一般的腰，竟惊慌失措，失脚跌进臭水沟里。关东天真无邪的笑容凝固了，回到家中，喝了半宿白酒躺下，一会儿就起来梦游了。这一回，他破窗而出，到野外嗬嗬练拳。天亮时，有人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他。这次意外令他十分沮丧，下乡后，他白天拼命干活，晚上临睡前，总要用绳子把脚捆在床上，打成死结——这个残酷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，直到70年代末回到北京。
老威：你们没有孩子吗？你们感情那么好，有孩子一定挺聪明。
黎英：开始治病没顾上要，后来他成右派，我随他下放到河北某县医院工作，又遇3年天灾人祸，就不敢要了。
老威：现在的医疗条件不错，出国治病也容易，关老师的病根挖了吧？
黎英：关东不肯花这钱，他说死血块在脑袋里呆了这么些年，一下子掏出来，颅腔会不会感到空？这是什么话。70岁的人了，还像孩子似的，不过，经历了若干风风雨雨，我们也看透了。外面这个小院，虽然巴掌大点，把门锁上，关东也梦游不到哪儿去。这两年，不扣房门，他都不去外面了，顶多在下半夜起床，刮刮胡子，坐进书房看看书。有一次，我悄悄起身，溜到门口窥视，不料他竟开口问：“黎英，你在那儿干吗？”把我吓了一大跳，原来他没梦游。
前不久，他半夜读一份科普刊物，欣喜若狂地摇醒我说：“南美的这个小国有个梦游村，这儿的村民晚上工作，白天梦游。当旅行者在中午进去时，太阳昏黄昏黄的，许多人在街巷间直挺挺地出没，却没有一丝声响。两人狭路相逢，眼看要撞一块了，却又奇迹般地同时侧身、弯腰，如穿梭的鱼。这儿到处都游荡着眼睛血红的狗，长长的舌头有时也拂过树下倒垂着的人脸……只有过了黄昏，村里才渐渐热闹，鸡开始报晓，铁匠铺传出叮叮当当声，人们伸着懒腰从屋里屋外爬起来赶集，到了午夜，灯火灿烂，马戏班子进村，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……”
老威：这个故事我也读过，关东老师想去旅游吧？
黎英：他不认为是故事。他现在正到处收集有关资料，说有生之年要去拜访一次。他说：“那是梦游之乡，不梦游的人就不正常。我怀疑马尔克斯去过，要不他的《百年孤独》怎么像梦话一般？一定是打着瞌睡写出来的，我曾尝试在梦中写东西，不成，明明写了许多惊人之语，可白天一看，写字桌上还是白纸一张。”
老威：看来，梦游症之于关东老师，既是祸，也是福，至少，梦游使他对这个混沌的世界保持了一种距离，一种恍若隔世感。他是应该进天堂的那种纯粹的人。
黎英：他一直生活在天堂里。
（摘自《漂泊——边缘人采访录》老威著，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。）
这本《边缘人访谈录》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。我师父姓司马，是个83岁的和尚，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，但我至今除了箫，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，他吹了60多年的洞箫，却什么也说不出口。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？
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7年，并无多少功利目的。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，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。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。我的朋友马松认为，“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”；而评论家唐晓渡认为，“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。”
我不敢作非分之想，因为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，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。空虚、压抑、失去人生的方向感；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着，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，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——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“老威”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，我直到现在还在用。
 |
